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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以色列建國早期那些失蹤的孩子,如今一些人想要得到真相

文化

關于以色列建國早期那些失蹤的孩子,如今一些人想要得到真相

Malin Fezehai2019-04-05 12:00:00

以色列建國早期,一些移民營中的家長被告知自己的孩子已經死了。這些家長認為,這些孩子是被政府帶走,交給無后的歐洲猶太人領養。事實到底是什么?

本文只能在《好奇心日報》發布,即使我們允許了也不許轉載*

以色列羅什艾因電 — 2017 年,現年 62 歲的奧芙拉·馬澤爾(Ofra Mazor)向以色列家譜公司 MyHeritagein 提交了自己的 DNA 樣本,在此之前的 30 年間,她一直在尋找自己的姐姐瓦爾達(Varda)。她的母親(Yochevet)生前曾說過,她在 1950 年在以色列醫院誕下瓦爾達后,只母乳喂養過一次,便被護士告知孩子已經夭折。馬澤爾的母親感到難以置信,要求丈夫向醫院討要自己的孩子,卻無功而返。

提交 DNA 后過了數周,馬澤爾接到她夢寐以求的電話:與她匹配的 DNA 找到了!去年 1 月,她與姐姐團聚。瓦爾達·福克斯(Varda Fuchs)早已被以色列的一對德裔猶太夫婦收養。她在很小的時候便得知了自己被領養的事實。除了這對姐妹,以色列還有一大批也門后裔數十年來一直在尋找關于失聯親人的答案。

這就是“也門兒童事件”(Yemenite Children Affair)。官方通報了 1000 多起此類嬰幼兒失蹤案件,不過據活動人士估計,真實的數字可能高達 4500 起。失蹤兒童家屬認為,他們的孩子在 1950 年代被以色列當局拐走,然后被非法送給沒有子嗣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歐洲裔猶太人)收養。失蹤的兒童大多來自也門裔與其他“米茲拉希”猶太人(北非與中東猶太人的統稱)家庭。雖然以色列政府試圖更加透明地處理此事,不過到目前為止,它否認事件中存在有組織的綁架行為。

現年 68 歲的福克斯說道:“我確定我是也門后裔,我能感覺到。”馬澤爾說,找到姐姐就像把圓畫完整。她說:“從小到大,我們兩個都知道生活里有一塊是缺失的。”

經過 DNA 測試,2018 年初,68 歲的福克斯(左)與 62 歲的馬澤爾終于姐妹團聚。

我的感受是,媽媽的在天之靈終于可以安息了。她知道我找到了瓦爾達。

奧芙拉·馬澤爾

馬澤爾展示自己的結婚照與姐姐福克斯的結婚照。

1948 年以色列建國之后,有大批新移民涌入了這個國家。由于住房短缺,這些人被政府安置在臨時難民營里,住在條件十分困苦的帳篷中。數百個曾生活在這些難民營中的家庭給出了出奇相似的證詞:婦女在人滿為患的醫院分娩后或者帶新生兒去看醫生后,被告知孩子突然死亡。有些家庭還表示,經指示,他們將孩子留在了托兒所,而當他們去接孩子返家時,卻被告知孩子已經被送到醫院,再也見不到了。他們從未看到孩子的尸體或墳墓。很多人沒有收到死亡證明。

奧芙拉·馬澤爾與瓦爾達·福克斯的母親 Yochevet Chayoon。

1994 年,拉比烏茲·米舒蘭(Uzi Meshulam)與持械信眾在耶胡德(Yehud)一處封閉院落負隅頑抗 45 天,要求以色列政府對也門裔猶太兒童失蹤案件展開官方調查。最后,一名教徒在與警方的交火中喪生,米舒蘭及其他教徒則被關進了監獄。當時,以色列社會集體聲討米舒蘭,稱其指控源于宗教極端分子狂熱的陰謀論。

次年,以色列政府成立 Cohen-Kedmi 委員會,調查 1000 多起兒童失蹤案件,拉比米舒蘭的目標算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實現。這是以色列當局自 1960 年代以來成立的第三個調查委員會。2001 年,該委員會斷定對以色列當局綁架嬰兒的指控毫無根據。調查結果顯示,除 50 名兒童下落不明以外,通報的大多數失蹤兒童已經死亡。該結論與前兩個委員會得出的結果相似。不過該委員會的操作與公信力受到家屬與法律專家的質疑。

現年 42 歲的娜瑪·凱蒂(Naama Katiee)回憶稱,曾在兒時聽起過拉比米舒蘭的名字,她曾詢問身為也門后裔的父親發生了何事,父親則表示不想討論此事。后來娜瑪在 Facebook 上通過米茲拉希活動團體結識了現年 40 歲的赫洛米·哈圖卡(Shlomi Hatuka),他們共同成立了非盈利組織 AMRAM,目前該組織的網站上刊載了超過 800 份家屬證詞。

凱蒂與哈圖卡是年輕一代也門裔以色列人與米茲拉希(Mizrahi)社群活動分子所發起運動的一份子。他們廣泛征集民意,以向政府施壓,要求對嬰兒失蹤案件作出解釋,并承認存在有組織綁架兒童的行為。

凱蒂,攝于以色列 Moshav Magshimim。

我本以為存在某種誤解。然而我發現,事件確實發生了,那些孩子確實被帶走了。

娜瑪·凱蒂

赫洛米·哈圖卡舉著他祖父母攝于 1950 年代的照片。當年,他的祖母被告知,雙胞胎中的一位不幸夭折——就在幾天前,她剛拒絕了放棄其中一個孩子,交給別人領養的請求。

凱蒂在談到以色列建國初期的情況時說道:“他們真切地認為,必須養育區別于舊有‘原始’社群的全新一代人。”以色列建國后不久,來自 80 多個國家和多個族裔的猶太人響應以色列創建共同身份的國家號召,移民到了以色列。晚至的也門裔與其他米茲拉希猶太人與已經在以色列站穩腳跟的阿什肯納茲(Ashkenazi)猶太人相比,生活窮困、嚴格恪守宗教教條而且受教育程度較低,受到后者的輕視,而且阿什肯納茲猶太人還希望前者能向他們看齊,皈依現代以色列的思維。

凱蒂指出,在這個時期,世界其他地區也發生了類似事件:澳大利亞政府強迫澳洲土著與托雷斯海峽島民兒童與原生家庭分離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加拿大曾實施“60 年代挖空運動”(Sixties Scoop),迫使原住民兒童離開原生家庭與社區,并將他們送給加拿大與美國境內的非原住民家庭撫養。

凱蒂說道:“他們希望通過隔離,通過切斷這些孩子與原生家庭的聯系,培育出全新的一代人。”

布拉查·納達夫(Bracha Nadav)在以色列羅什艾因(Rosh Haayin)的家中。她認為自己的兄弟巴魯(Baruch)被拐走了。

納達夫的父母 Reena Vahab 與 Yichyeh Vahab,攝于 1961 年。

我母親在臨死前都沒有忘記這個男童。她一直說,他們帶走了我的孩子,他們帶走了我的孩子。

布拉查·納達夫

納達夫舉著 1994 年出版的一期《以色列日報》(Yediot Ahronot)。上面的頭版頭條寫著:“也門兒童事件:最新證詞”。

多年來,家屬不斷被告誡,他們不應該將此種惡行歸咎于以色列政府。哈圖卡說,AMRAM 采訪了多位失蹤兒童的母親,包括他自己的祖母。對于這件事的始作俑者,她們的內心常常是非常矛盾的。他說:“她們愛這個國家。我的祖母心里明白有些地方不對勁兒,不過同時她又不愿相信同為猶太人,自己的同胞會對她作出這樣的事。”

失蹤兒童父母的指控長期以來受到一些以色列人的攻殲,他們認為這些孩子的死是高嬰兒死亡率與難民營艱苦條件造成的。在他們看來,是因為管理失調與記錄保存不當才導致出現諸多檔案與事實不符的情況,從而引起決意尋找答案的家屬的混亂。

而這個議題之所以能不斷浮出水面,是因為時不時便有據稱嬰兒時便已死亡的人員通過 DNA 測試與家人團聚。而且有當時曾在醫院工作的護士出來作證說,確實有嬰兒被帶走的情況。鑒于這些問題懸而未決,近年來以色列政府開始采取更為透明的處理方式。

2016 年,以色列總理本杰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在默認此前三個官方調查委員會存在不足的情況下,指派內閣成員沙馳·哈內戈比(Tzachi Hanegbi)重新審查證據。哈內戈比向以色列電視臺表示:“他們把孩子帶走以后,送到了別處。至于是哪兒,我不知道。”他承認有“數百名”兒童在未經其父母允許的情況下被帶走,這是政府官員首次公開承認此事。同年 12 月,以色列政府公開了 20 萬份機密卷宗,其中包括失蹤兒童的個人信息、醫院檔案與死亡證明。

去年,以色列議會通過一項法律,允許涉事家屬經法院允許后從墳墓中挖掘尸體,同時還通過了一項法案,允許家屬查看領養檔案的。而此前,只有被領養的兒童在年滿 18 周歲后才有權查看卷宗。不過緩慢的進程與檔案中的出入進一步加深了政府與家屬間的不信任感。

瑪格麗特·羅恩(Margalit Ronen)于 1949 年誕下雙胞胎女兒不久后便被告知孩子夭折。她堅信自己的孩子是被人偷走了。

有時候看到長得像我女兒的孩子,我就想,是她們嗎?我這一輩子都在找她們。

瑪格麗特·羅恩

羅恩(中)與 79 歲的女兒愛思特(左,Esther)與 69 歲的兒子尼桑(右,Nissan)位于以色列霍隆(Holon)的家中。

現年 92 歲的瑪格麗特·羅恩是諸多向 Cohen-Kedmi 委員會提交申訴的家屬之一。1949 年,羅恩從伊朗抵達以色列,當時她腹中已有 8 個月的雙胞胎女兒。分娩后,醫院建議她先出院,在臨時難民營休息幾日后再帶女兒們回家。而當她給醫院打電話表示準備將孩子接回家時,她回憶道,工作人員告訴她,“一個孩子早上死了,另一個沒有撐到中午。你不用再來領了。”

現年 62 歲的吉爾·格倫鮑姆(Gil Grunbaum)38 歲時得知了自己的領養身份,是家里的一個朋友透過他的妻子伊拉娜(Ilana)傳遞了這一消息。格倫鮑姆順藤摸瓜找到了自己的生母。他的生母是來自突尼斯的移民,1956 年接受麻醉分娩手術后被告知兒子已經死亡。格倫鮑姆的養父母是從波蘭猶太大屠殺中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他不想給他們增添更多傷痛,于是佯裝渾然不知。

格倫鮑姆成年后發現自己是被領養的。他后來找到了自己的生母,當時她被告知他已經死了。

格倫鮑姆 2 歲時與養父母的合照。

一切還都被蒙在鼓里。時間所剩不多,我們的父母已經垂垂老矣。

吉爾·格倫鮑姆

阿維·耶拉什爾米(Avi Yerushalmi)展示他們一家抵達以色列時持有的伊朗護照。右下角圖片中的嬰兒就是當時 6 個月大的雅法(Yafa)。他們被告知雅法因脫水死了。

我們想為母親討一個說法,因為這件事她一生郁郁寡歡。我母親一直想要一個答案。

阿維·耶拉什爾米

利亞·亞哈羅尼(Leah Aharoni)在女兒哈吉特(Hagit)17 歲那年收到軍隊發來的兩份征兵文件:一份是給哈吉特的,另一份是給哈吉特的孿生妹妹漢娜(Hannah)的,而漢娜一出生他們便被告知孩子已經夭折了。這使亞哈羅尼認為她的女兒可能還活著。

她開始搜尋各種記錄,然后發現了一份文件,上面記載說在漢娜“死”后,有兩個嬰兒曾被送到特拉維夫。此外,她還發現了第二份死亡證明,日期是在她被告知女兒死亡 3 年之后。亞哈羅尼說,她隨后去征求父親的看法,她的父親是社區里一位受人尊敬的拉比,然而他否定了她的疑惑。“你不能這樣看待以色列,他們不會從你那里奪走一個女兒,”她記得他說。

亞哈羅尼在位于以色列基列以革倫(Kiryat Ekron)的家中。

‘他們帶走的那個更健壯些,皮膚很白,’利亞·亞哈羅尼說道,然后她又指著位于起居室的女兒哈吉特說,‘她剛出生時個頭很小,皮膚是棕褐色的。’


亞哈羅尼(右)與女兒哈吉特。

1947 年,亞哈羅尼(左起第二個)與家人攝于也門亞丁(Aden)。

伊加·約瑟夫(Yigal Yosef)是羅什艾因的前市長,這個城市居住著大量也門后裔。他記得,小時候曾有一位護士來看望過他的家人。他們說,他 6 個月大的妹妹埃絲特(Esther)得了感冒,然后就將她帶到了醫院。幾天后,他們一家被告知,妹妹已經死了,而且尸體已經被埋葬。他記得當時母親在海法(Haifa)的蘭巴姆醫院(Rambam Hospital)撕心裂肺地呼喊:“把我的女兒還給我!”他說她是被強行護送出去的,而且從來沒有給她看過尸體。

多年以后,約瑟夫被要求作為家屬代表列席第二個政府調查委員會,即 Shalgi 委員會(Shalgi Commission)。該委員會最后認定,大多數兒童早已死亡。約瑟夫說:“根本沒有有意義的證據。”他還覺得調查報告具有錯誤的指向性,因而拒絕在上面簽字,不過他說,“他們絲毫不為所動。”

約瑟夫表示:“得知父母一代人受到這樣的對待,年輕一代都感到怒不可遏。”

很多人仍無法相信竟然會發生這樣的事。“猶太人會對自己的同胞做這樣的事?我不太相信,”現年 91 歲的耶胡迪特·約瑟夫(Yehudit Yosef)說道。1949 年,約瑟夫帶發熱的兒子拉斐爾(Rafael)到醫院看病。幾天后,有護士打來電話通知她,她的兒子已經去世。50 年后,約瑟夫收到兒子的死亡證明。“他們跟我說,‘不好意思,證明開晚了。’”

“他們在我們的心上留下了一道傷疤,終其一生都難以愈合。”

耶胡迪特·約瑟夫在位于以色列賴阿南納的家中。

耶胡迪特·約瑟夫,攝于 1965 年。


翻譯:熊貓譯社 夏魚

文中圖片均由作者拍攝

? 2019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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